“去父母之邦”的那些人 ——中国人对侨民态度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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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湖南人，名叫郭嵩焘。他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，而且是驻在当时的头号强国英国的公使。不过，郭嵩焘这个公使当得非常窝火，倒不是英国人欺负他，而是国内很多人因为他担任驻外公使而很看不起他。
1875年，清廷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，第二年又兼任驻法公使。英法两大国公使于一身，要是在今天简直是官运亨通，青云直上，可在当时，只让郭嵩焘得到一片骂声。在他的湖南老家，大家都认为他出使鬼子国，有辱名节，把湖南人的脸都丢尽了。
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。上联：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容于尧舜之世；下联是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
虽然郭嵩焘的驻外公使干得不错，卸任回国时，英法两国政府对他的评价都很高，但国内对他仍然不依不饶。回到湖南后，人们反在街上刷标语大骂他“勾结洋人”。如此过了几年，郭嵩焘黯然辞世。
郭嵩焘的遭遇，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今天，谁要是担任中国驻英、驻法大使，旁人羡慕嫉妒巴结还来不及，哪里还会追着骂。
历史上，中国很早就把疆域扩展到了当时地理的极限。所谓“天下”，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只是东亚大陆的主体部分，但对古人来说，天下就是仅有的人类活动区域。天下以外的地方，都毫无价值，是各种蛮夷鬼子们盘踞之处。正经人绝不会去那些地方。
其实，中国人很早就出洋闯荡了。至少从宋朝开始，就有中国人去东南亚做贸易，到明朝时就更多了，简直成帮成伙成行成市。事实上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很有理由重新评估中国所谓的“闭关锁国”。
一般人印象中的明清等朝代的“闭关锁国”，其实只是官方、正式、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等意义上。如果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，中国对外的贸易、人员往来一直都很热闹。否则，东南亚那么多华裔是哪儿来的。
虽然对外贸易数量很大，虽然很多中国人到海外闯荡，但由于天朝的固有观念，大家认为，这些“去父母之邦”的人，都是自绝于文明之辈。为了贪图小利，不惜离开文明世界，深入不毛之地野蛮之邦，纯属见利忘义、不可理喻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此辈自生自灭去吧。
所以，明清两朝，虽然海禁政策有松有紧，共同之处是对海外的中国人态度冷漠、毫不关心。朝廷固然有爱民、保民、养民之责，但只限于天朝范围内。至于那些“去父母之邦”的不肖子孙，朝廷就拿他们当弃民了。
1740年，荷兰人在雅加达（当时叫巴达维亚）屠杀了上万华人，史称“红溪惨案”。消息传到国内，乾隆却认为，这些华人是“自弃王化”“孽由自作”，根本无意过问，听之任之。
这就和西欧国家积极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国民海外探险、拓殖、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殖民主义是正确的，而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另有原因。
这是中国人对海外侨民态度的第一个阶段，冷漠不关心。
虽然朝廷对他们漠不关心，但很多海外华人还是自认中国人，保持着和故土的联系。这也为后来中国人对海外侨民态度的转变打下了基础。这其中，中国文化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中华民国建立以后，由于辛亥革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帮助，所以，民国时期，海外侨民和国内的关系密切多了。这种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发展到高峰。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，大力资助抗战，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中国人对海外侨民的态度进入了第二阶段。华侨，尤其是那些富有的华侨，在国内的地位逐渐提高，甚至有了一定的参政权。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遭遇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。这种情况下，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保持对外联系、引入国外多种资源的重要桥梁和帮手。国家对海外侨民的重视程度提高了。华侨甚至成为一直特殊的政治身份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海外侨民的地位更加重要。坦率地说，这一时期，中国有求于人之处很多。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引进资金和技术，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。大量海外侨民，也确实为祖国做出了贡献。海外侨民能够对母国做出如此大贡献的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并不多见。
事实上，遍布全世界的华人华侨，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资源。
不过，伴随这个过程，中国社会也产生出相当的“崇洋媚外”的心理。相对国内的普通民众，海外侨民确实要富裕得多。而经济发展上的有求于人，也让有关部门格外优待他们。1980、1990年代可能是华人华侨地位最高的时期。海外侨民在母国有如此高地位的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同样也不多见。
有关部门“嫌贫爱富”，对海外侨民迎来送往，看上去有些自轻。不过，这种做法其实是高度实用主义的。所谓“外事无小事”，只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、意外出事，妨碍国家利用国外的种种条件和资源。既然是实用主义者，只要环境条件发生变化，改弦更张，一点儿都不难。
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，以及中国民众收入水平、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。现在，从整体上来说，海外侨民相对于国内民众，已经谈不上更富裕，甚至有渐渐落后之势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相当成熟，和国外的各项直接联系已经司空见惯。海外侨民作为桥梁、中介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。于是，中国人对海外侨民的态度，从第一阶段的冷漠，经过第二阶段的热情，开始过渡到第三阶段。
这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，到底会达到什么情况，还有待观察。可以预计的是，在这个第三阶段，海外侨民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，将趋于边缘化，也就是不再那么重要。其实，这是正常状态。一个正常的国家，本应就是国内力量占据主导。海外人士发挥重要作用，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如此。
当然，这种边缘化，也不是重新回到第一阶段国家对海外侨民的漠不关心。毕竟，背景已经完全不同。中国的世界地位、综合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都已今非昔比。今后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，包括移民、侨居、定居、常来常往等各种情况。但中国一定会成为中国人奋斗努力最主要的平台和最可靠的基地。海外侨民将不再是制度层面的重要问题，而只是当事人的个人偏好和选择问题。
中国人对海外侨民态度这三个阶段，颇类似于哲学上的正、反、合三个阶段。前两个阶段构成两种相反的状态，到第三个阶段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正常态。
其实，这三个阶段，也是中国不断调整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三个阶段，从漠然无视、到视如仇敌或者崇洋媚外，最后成为平常心。
经过这三个阶段，中国终结和世界深度融为一体。